腐败现象林林总总，送收红包，便是其中很普遍、很典型的一种。当前，红包泛滥的表现形式有哪些？红包赖以滋生蔓延的土壤何在？怎样认识红包的危害性？如何根治红包？——这些问题，是一切关心党的廉政建设的人们，经常关注和思考的问题。中共湖南省委常委、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同志，对这个问题有较全面、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。本报今天全文刊发杨敏之同志撰写的《红包：一种应当坚决治理的腐败现象》一文，回答了人们关心的这些问题。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注重对像红包现象这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，为党风廉政建设作出新的贡献。 ——编者
红包现象，既是当前人民群众议论的热点之一，也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重点之一。对于红包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反感的，坚决抵制的。那些收非所愿、却之不恭的红包，给我们党政领导干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他们逃避这种红包，简直就像逃避瘟疫一样。逢年过节，有的关门落锁，举家躲避；有的本来是堂堂正正的工作调动，也不得不“偷偷摸摸”地悄然离开。更多的则是为拒收和退掉红包费尽了口舌，伤透了脑筋。他们迫切希望摆脱红包的困扰，堂堂正正地为“官”，甩开手脚干一番事业。因此，剖析红包这种腐败现象和它的活动轨迹，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，是现阶段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，也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迫切要求。
目前，对于红包缺乏明确的界定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撕开红包往里看，就不难发现，红包是一个酬金、奖金、礼金、贿金的大杂烩。既有经济生活中的回扣、酬金、奖金，政治生活中的贿金，人情往来中的礼金，更有这些东西交织杂揉而成的种种异化物质。从法纪的角度看，红包大致上有三类：一是合法的。比方说，那些报酬性、奖励性的红包；二是非法的。就是那些具有贿赂或变相贿赂性质的红包；三是“似是而非”的。这种红包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，通常被归入“不正之风”名下。尽管第一种红包的作用并不总是健康的、积极的，但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腐败现象。而第二、第三两种红包，则是一种典型的腐败现象，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。
红包仍在泛滥
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按中央廉洁自律的要求进行了自清、自查、自纠，红包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，“地面红包”已大为收敛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，“地下红包”仍有泛滥之势。用群众的话说，就是：“地面红包”大为收敛，而“地下红包”有增无减。
第一，红包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广。红包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、每一个角落。从下级机关到上级机关去跑项目，跑投资，要贷款，办各种手续，到招工，招生，转干，军队干部的转业安置，干部提拔，工作调动，职称评定，住院，解决城市户口，乃至于小孩的入托、就学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，无处不有红包的幽灵。群众说，哪里有权力，哪里就有红包。在有些部门和单位，办事收红包已经变得习以为常。不送红包能办成事倒成了新闻。
第二，红包的形式越来越多。除人民币、港币、外币以外，还有存折、股票、购物券等。在一些地方，红包简直成了各种钱权交易的共同媒体，成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共同“娼妓”。
第三，红包的份量越来越重。时下流行的红包，是从礼品逐渐演变而来的。80年代初期，一般为土特产品、日常用品。到了80年代中期，发展为名烟、名酒和高档消费品。80年代末期到现在，有条件收红包的人，对农副产品已没有兴趣，家用电器已处于饱和状态，于是红包便应时而生。开始是几十元、几百元，之后是逐渐涨价、加码。几百元的红包已司空见惯，成千上万元的红包也时有所闻。而且，要办成一件事，根据其难易的程度和权力含量的大小，红包的份量也在随行就市。
第四，送红包的方式越来越巧。有人说，红包有眼，红包有路，红包有情，红包有效。送收红包在一些人眼中简直成了一门艺术，一门学问。掌握得不好，便能偷鸡不成，反蚀一把米。掌握好了这门艺术，就会屡送屡灵。红包刚兴起的时候，送红包的盲目性较大，只得“狂轰滥炸”。现在人们送红包越来越善于瞄准关键环节、关键人物，搞“定向爆破”了。
第五，送红包的主体越来越复杂。既有纯粹出于个人目的的个人行为，也有在“为公”名义下的企业行为，甚至是政府行为。比方说，某企业或某地方政府，为了争得一个项目、一笔投资、一项贷款，送红包的份量、范围，是郑重其事地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，这种行为被人称之为是“一群人共同为非作歹”。
总之，红包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一股暗流，一种流行病。在一些地方和领域，简直时尚化了。因此，深入剖析和有效治理红包，已经成为我们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个不容回避、不容敷衍的问题。
红包赖以滋生的土壤
红包之所以流行，其根源是复杂的。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，经济利益的驱动，社会风气的毒化等方面的原因，也有互相攀比的歪风，监督机制的软弱，大众传媒的误导，执纪执法的宽容等方面的原因。从深层次上讲，红包的滋生有着深厚的土壤。
第一，从文化上讲，红包泛滥是传统文化中某些美德的异化。以送红包来表示祝贺、体贴和情谊的做法，在我国源远流长，根深蒂固。它作为礼仪之邦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。红包泛滥，正是以“传统美德”作掩护，给红包贴上合理的标签，冠以合法的名义，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。现在渗透到公务活动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带有贿赂、准贿赂性质的红包，正是这种“礼仪”的“推陈出新”，借尸还魂。
第二，从政治上讲，红包是“跑官”的重要手段。政治体制存在着的种种缺陷，给要官、跑官提供了一定的土壤。比方说，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有选任的、考任的、聘任的，但委任的比重仍然还比较大。这就诱发了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，不对下负责。他们认为只要讨上级喜欢，就会官运亨通。人们“跑官”，就得有所凭借、有所表示，而红包就是眼下最好的凭借和表示。在政经互通的体制之下，企业负责人，把企业搞垮了，他可以到官场上去做官。而在官场上搞厌了的人，也可以到企业去当老板发财。这样一种体制，无疑是红包的温床。
第三，红包是“寻租”的重要媒介。腐败是政治问题，但它的主要根系却植于经济体制之内。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，这不可避免地引发出一些内在矛盾，使社会经济处于一种既“非权力”又“非市场”的环境之中。在这种环境之中，政府对企业进行管制，就为不廉洁的官员“设租”提供了很大的空间。有“设租”，就有“寻租”。企业为了寻求租金，就得通过各种手段向官员行贿，以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。而红包正是这种贿赂的最佳途径。“设租”越严重，“寻租”越厉害。在这里，红包送收两方的关系，说到底就是一个设租和寻租的关系。
从红包泛滥的直接原因来讲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：
一是红包送收双方互有需要。就送的方面讲，大多数是被迫的，不是得罪不起，就是怕不送红包办不成事。这样，就有人用红包“穿山打洞”。为的是得到一个好岗位、好职务，或者想得到一个项目、一笔贷款；为的是在竞争中抢占“制高点”，培养“新的生长点”。为了达到目的，掏私人腰包的宁可花上一两个月工资，或者用全部转业安置费来做红包。公款红包就更是一掷千金、万金。送红包者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尊为代价，诚惶诚恐地迈进有权人的家门，找出无数收包不伤廉的理由，请收者放心收下。对拒礼不办事的人，送红包的人甚至希望他是个贪官，干脆明码标价，让自己花钱买个痛快。从收的一方来讲，多数人是出于无奈，怕拒绝别人，给送红包的人难堪，弄不好反而反目成仇；怕别人收自己不收，在人群中便被孤立，在经济上吃亏。因此，对一部分人来讲，红包就像是一锅臭豆腐，闻闻很臭，吃起来很香。落在别人手里，固然很不顺眼，装着很鄙视，一旦轮到自己，也就成了宝贝。少数人甚至认为能收到红包，是人们对他的存在的重视，对他的能量的一种承认。因此，万不得已需要退红包时，也是偷偷摸摸地进行。即使通过组织上退，也是只退红包，而对送包者保密。有的说这叫保护自己——不犯受贿的错误，不害别人——不让其背行贿的恶名。如果被人察觉，送收双方往往也互相遮风挡雨。送收双方的这种心理，无疑加剧了红包的泛滥。
二是红包本身的特性也是红包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。相对于其他各种礼品而言，红包最适合充当牵线搭桥的工具。这是因为，红包最直观，它的价值几乎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打听价格，也用不着换算。送红包最大方、最体面，送收双方都可以不拘场合，不论是公共场所，还是私下场合，稍有机会，便可“成交”。送的很潇洒，收的也不尴尬，即使拒收，送的也好收场。红包最安全，送收红包是“一对一”，大都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可以免除很多后顾之忧。同时，因为“红包”的那层“红”皮，即便查起来，也有别于行贿受贿，既可以从中得到利益，又便于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。送收红包最便捷。因为红包中装的是货币或有价证券，送的一方不必“侦察”对方的情况，为送什么而劳心费神；收的一方也不存在“货不对路”的问题。由于红包具有这些别的礼品不曾具有的特性，所以，它很快就成了很多礼品礼金的等价物和最佳替代形式。
三是对用红包进行贿赂的量纪过宽，查处不严。尽管用红包进行贿赂的情况比较严重，但我们执纪执法部门的查处力度是很不够的。相对于发生的红包而言，曝光的是挂一漏万。相对于曝光红包而言，查处的又是挂一漏万。而且，即使查处，也往往是查下不查上。查涉及到同级的，不查送往上级的。甚至一方面遏制下面的红包，同时又提倡或带头到上面去送红包。这样搞的结果，反而增加了有些人送收红包的胆量。
红包不红
红包作为当前最广泛、最堂皇的腐败现象，其危害是很大的，腐蚀力是很强的。因为以贿赂为特征的红包所危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肌体，危害的是国家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。如果听任红包泛滥，贪官污吏就会借助红包互相勾结抱成团，想整肃就难了。
从政治上讲，红包导致的腐败，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，削弱人民群众对政府、权威的信赖和对国家的信心，最终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。它可以使权力资本化，资本权力化，排斥权力运行所应遵循的原则。红包造成的腐败，还可以造成用人不廉。在红包的作用下，贪官可以变成清官，庸才可以变成人才，稻草可以变成金条，而真正的社会精英则被埋没。红包造成的腐败，甚至影响司法公正。在一定的情况下，法律也卖给出价最高的人，成为掩护腐败的工具。红包还直接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决策实施的有效性，造成决策失误。即使决策是正确的，如果有红包掺和进去，也得不到有效的贯彻。
从经济上讲，红包的泛滥严重障碍经济的发展。它使投资扭曲，偏离合理的资源配置，导致无效地使用资源，使有限的资源不能用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。当立项、投资受红包左右时，就意味着用于公共目的的资源被滥用，投资额的相当部分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，甚至投资被掠夺，进入私人的腰包。而且，红包本身就是公有财产流失的黑洞。因为在公有制不太完善的情况下，相当一部分红包是公款开支的。在各种红包中，除少量红包是私款的私相授受外，大量的是公家送给私人的，私款送给公家的微乎其微。红包还危害正常的经济秩序。在红包的作用下，人们为了获得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，往往不是通过增加生产、降低成本的途径来提高效益，而是把财力、物力、人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，如平价物资、低息贷款或优惠政策等。在这里，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不是进行技术和组织创新的企业家，而是获得最多许可证的企业家；成功的推销员并不是了解市场、善摸行情的推销员，而是善于送回扣的推销员。
从精神文明的角度讲，红包泛滥使社会风气败坏，道德水准下降，导致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，毒化社会风气，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，导致玩世不恭情绪大面积弥漫。它使人们重金钱不重良知，重消费不重积累，重索取不重奉献，把大量的时间、人力、物力耗费在培养特别关系和发展足够的门路上去了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”，现在则变成了“一年之计在于节，一日之计在于夜”(因为节日和晚上是送红包、拉关系的好时机)，这是令人痛心的。如果说改革允许犯错误，经济建设可以“交学费”，那么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，是应当特别警惕的。因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、道德建设出了问题，靠一两代人的努力是很难拨乱反正的。
总之，红包是腐败的闸门，是阴谋的开关，是公平的亏蚀，是道德的堕落，是人性的染缸，是葬送人才的陷阱，是公有财产流失的黑洞，是经济秩序的腐蚀剂。
着眼治本，积极治标
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维利·克劳斯教授将惩治腐败的方法归纳为两种：“一种是对腐败现象绳之以法，比如用严厉的惩罚，层层设立严密的行政监督体系和举报站，搞群众运动等。从国际经验看，这种威慑作用是有限的，而且代价也相当大。另一种办法就是消除腐败的诱因，比如通过放弃种种逆市场的做法，解除种种管制，取消价格双轨制，建立竞争秩序，建立公开市场等，腐败就会基本消失。”克劳斯教授提出的两种方法，第一种是治标，第二种是治本。
应当说，要治理红包，关键是治本。当然，治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。现在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：一是教育，二是改革，三是法制。
教育，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崇高的为官从政的职业道德，廉洁自律。教育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道德修养，努力为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人格而努力，带头实践党的宗旨，廉洁从政。
改革，就是要着眼于从机制上解决问题。现在的许多腐败现象，包括红包现象，是由于政治体制、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造成的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得着眼于改革。从政治体制上讲，就是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，用民主的手段来防止和惩治腐败。从经济体制上讲，就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。通过完善市场机制，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新秩序，从根本上铲除红包赖以生长的土壤。
法制，就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来惩治腐败。红包，作为一种典型的腐败现象，仅仅通过教育来防止是不够的，寄希望于公职人员的“良心发现”也是不够的。因为没有法制配套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严肃执纪执法。“我们不能把法律当作吓鸟的稻草人，让它安然不动地矗立在那里，鸟儿们见惯了以后，会在它的顶上栖息而不再是对它害怕”(莎士比亚语)。要通过严肃执纪执法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：该办的事，不送红包也能办；不能办的事，收了红包也不能办；谁送了收了红包，谁就要受到处分。这样，公务活动中的红包就会逐渐寿终正寝。
既然治本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，我们当然不能坐等治本，而对一些治本一时难以到位的问题而不加治理。相反，我们应当标本兼治，积极治标。如何治标？可以考虑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——
第一，对红包进行明确的界定。对于红包，什么是正当的，什么是不正当的，什么算违纪，什么算违法，都要界定清楚。有的巨额红包，名目很巧，冠以友谊、尊重、礼尚往来的名义。其实，一般情况下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向他人赠送巨款的，不联系地位和权力，是解释不了的。同时，为了规范红包，对于一些正当的红包，比方说奖金、工资，一般要避免采用红包这种形式，不要凑这个热闹，这对治理红包是有好处的。
第二，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。预算外资金是公款红包经费的主要来源。因此，要治理红包，就要管理好预算外资金。这里有两个重点：一是名目繁多的小钱柜，一是企业的厂长(经理)基金。对于各单位的小钱柜，应该一律取缔。对于厂长(经理)基金，则应建立开支的规范。厂长(经理)基金的开支，应该定期向职代会报告。把小钱柜和厂长(经理)基金管住了，公费红包就会大部分被控制住。
第三，加强领导干部交流和重点岗位轮换的制度。一块耕地，长期种一种作物，就容易引起病虫害。但有计划地实行轮作，就能有效地防止病虫害。干部交流，也包含着这样的道理。对一些管人、财、物的部门的重点岗位要定期轮换。这样做，不仅有利于增强活力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也有利于红包的治理。
第四，要实行“两公开、一监督”制度。它指办事程序公开，办事结果公开，接受民主监督。这是新旧体制交替中，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办法。前些年，全国范围内搞过，但现在不提了。我认为，要在总结前些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继续大力推行这种作法。对于一些被红包危害的重点岗位和重点部门，要切实做到“两公开、一监督”。招工、招生、招干、军转干部安置、基建工程招标等，要切实做到“两公开”。在公开的基础上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当然，这里的公开、监督，都必须是真诚的。因为对于真诚的公开、监督，人民群众才有参与的热情；对虚假的所谓“公开”，人民群众是反感的。
第五，堵源截流。红包的送收双方互为源流。以前我们解决红包问题，只抓收红包的，却不抓送红色的。这样做，既没有道理，也不严肃。因为如果收红包是受贿，那么送红包的就是行贿。只惩治受贿，不惩治行贿，不仅法律上说不过去，而且这样做的效果也不太好。因此，我们治理红包，既要抓收的，也要抓送的。不仅要对收红包的公开曝光、严肃处理，也要抓一批送红包的典型公开处理。
第六，要综合治理，齐抓共管。现在解决红包问题，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抓下不抓上，抓内不抓外。地区只管县里送给自己的红包，对送给省里、中央的或外地的，则持默许、支持的态度；省里只管下面送给自己的，对送给中央和外地的也持默许、支持态度。如果这样抓，红包是治不了的。因为，领导机关或领导干部，对下他是上，对上他是下；对本地他是“内”，对外地他是外。如果禁下不禁上，禁内不禁外，就永远别想禁住。
领导干部自觉抵制至关重要。领导干部是红包进攻的主要目标。一般来讲，红包运动的方向，除少量的是“水平流动”以外，大都是“向上流动”的，或者说是朝权力倾斜的。只要我们掌握着这样那样权力的领导干部坚决抵制红包，红包的“市场”就会大大缩小。只要我们的领导干部拒红包、永不沾，就为标本兼治创造了一个最重要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。就目前来讲，把党政机关“封闭”住，是治理红包首先应该做到，也能够做到的。现在，红包涉及的领域很广，既有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，也有党务活动和政务活动中的，必须全面加以治理。但当务之急是解决党务活动和政务活动中的红包，保证党政机关不受红包的侵蚀。只要把党政机关真正“封闭”住了，红包蔓延的势头就能有效地遏制住。只要党政机关抓好了，就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。
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自觉地带头抵制红包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真诚地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，用心于正。古人说：“用心于正，一振而群纲举；用心于诈，白补而千穴败。”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，铲除私心，率先垂范。必须十分明确，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，在履行职责中，没有可以收的红包。凭借权力收受红包，是一种人格卑下的行为，理当为我们领导干部所不齿。其次，要在红包的“易发期”，作一些硬性规定，以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。再次，就是对少数不自觉、违反纪律收受红包的人要严肃处理，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，也要有纪律作保证，没有纪律做保证，“不准”、“严禁”就会庸俗化，就无法落实。对用廉洁自律解决不了问题的人，要通过办案执纪来解决问题，光退几个钱不行，该给纪律处分的要给纪律处分，该法律制裁的就要给予法律制裁，决不能姑息迁就。
